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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几点思考

来源:政法综治网                       时间:2015-03-12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种利益冲突凸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稳定风险不断积聚,给发展和稳定带来极大隐患。新形势下,如何从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妥善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好和谐稳定的大局,是对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笔者选择了我区具有代表性的永顺地区进行调研,在深入分析该地区矛盾现状特征及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提供参考。

一、地区概况

永顺镇位于通州城区中心区,是规划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紧邻北京CBD中央商务区,也是通州区的现代化中心商务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均走在全区前列。

(一)城乡结合村居共处,人口密集结构复杂。镇域面积43平方公里,占据整个通州大半个城区,有“围城四关”之说。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农民、流动人口混居,人口多,结构复杂。目前,全镇人口总数和流动人口数均居全区首位,辖区总人口23.5万,其中常住人口16.5万(含户籍人口5.7万),流动人口7万。

全镇共有25个村,其中行政村20个,整建制转非行政村1个,转居未撤队自然村4个,共有19个社区居委会。建设面积累计达1600万平方米,已成型的居民小区83个,入住人口14万。

(二)经济发展快速,房地产、现代服务业发达。经济发展始终排在全区前列,近年来发展势头更加强劲。2012年,全镇税收突破10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万元。2013年1-9月份,税收总额完成11.3亿元,同比增长72%。地区经济主要税收来源于房地产业,近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工商服务业也逐渐成为主要税源。随着商务园、运河核心区和北苑商务区“一园二区”建设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端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据统计,全镇引进企业496家,注册资金21.5亿元,投资总额160亿元,金融、保险、投资、文化等现代服务业项目占80%以上。

(三)集体经济形式多样化,村民收入多种渠道。目前,永顺大部分村已完成股份制改革,村内各项支出和村民福利发放主要依靠地产开发、商业地产租金、存款利息、村级工业产值。已完成村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村,村级股份公司开发产业项目经营收入也是村内收入的重要来源。村民生活普遍富裕,收入主要依靠“瓦片经济”——房屋出租,“租金”与“股金”、“薪金”、“保障金”相互补充。多数村民收入主要依靠房屋租金和村庄福利,部分已整建制转居并接上社保的村庄,社会保险收入也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此外,已转股份制的村,村民变股民后,股份分红也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四)各项事业呈良好发展态势,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

近年来,随着核心区战略地位的确立,永顺镇的发展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之上。为确保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率先出形象,永顺镇提出了实施“产业强镇、服务立镇、环境靓镇、和谐兴镇、党建固镇”“五大工程”,着力打造“商务永顺、活力永顺、宜居永顺、幸福永顺、高效永顺”“五大特色”,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均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然而,作为全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最具代表性的地区,由于开发早发展快,永顺镇在领先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进入了凸显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加快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不断出现,由此引发的各类矛盾也更加复杂,社会管理难度不断加大,政府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近两年,全镇信访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牵扯了政府大量精力。

二、矛盾现状特征

(一)群体性矛盾增多,呈现有组织化。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6月中旬至11月中旬,全镇共接待群众来访98批次,来访人数1301人次,涉及具体问题32起。在全部来访中,群体性矛盾居多,共接待5人以上集体访32批次,来访人数289人次,其中涉及拆迁安置、物业纠纷、干群矛盾、民工讨薪等群体性事件16起。在集体访中,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相当一部分集体访有组织者、有计划方案、有骨干力量、有具体分工。

(二)“利益”与“权益”诉求交织,呈现多元化。在涉及的32起具体问题中,拆迁安置、福利待遇5起、干群矛盾1起、物业纠纷6起、环境与市容市政4起、行政执法2起、公共管理与服务2起、侵权扰民3起、民工讨薪4起、经济2起、其他3起。上述问题涉及到切身利益处置、民主权利行使、自身权益维护等多方面群众最为关心关注的敏感性问题,诉求呈现多元化, 经济利益与民主权益诉求相互交织。

(三)城乡矛盾混杂,干群矛盾突出。在涉及的具体问题中,农村矛盾和城市矛盾混杂,比重基本相当。农村矛盾中政策性、财产性、管理性矛盾较为突出,主要集中在拆迁安置、福利待遇、民主自治、干群矛盾上。城市矛盾中维权、管理性矛盾居多,主要集中在社区自治、物业纠纷、环境与市容市政、行政执法、公共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城乡矛盾中尤以干群矛盾、管理矛盾最为激烈。除单纯的干群矛盾外,一些拆迁安置、物业矛盾,深层次上也反映出干群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四)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矛盾焦点相对集中。在各类矛盾中,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因拆迁引起的矛盾尤为突出。由于开发早、发展快,永顺镇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早于其他地区,由于没有经验可寻,很多地方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进行尝试,也因此产生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各种不同时期、不同规模、不同背景的开发,因时代和政策多种因素导致的各类拆迁遗留问题,早期开发村面临的资源枯竭问题等。这些问题往往多种矛盾并存,显性与隐性矛盾交织,有些缺乏政策、法律依据,有些跨地区、跨部门,群众诉求相对较高,调处难度很大。矛盾焦点相对集中在利益上,除拆迁、福利等直接性利益纠纷,许多干群矛盾、物业纠纷的背后,也以利益为最终核心,此类纠纷极易激化。

(五)诉求多数合理,少数缠访闹访客观存在。据调查,目前大量的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访80%以上是正当反映合理诉求的,但也有极少数人为满足个人不合理要求缠访闹访,尤其是以往曾经通过信访既得利益得到满足的,认定信访能带来好处,不管要求合理不合理都到政府去闹。在个别群体性事件中,不排除个别人动机不良,出于个人恩怨或个人目的,煽动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希望通过群体性事件达到个人目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涉法涉诉案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或已经法律程序解决但信访人不满的,认为找政府能达到目的,因而持续缠访、闹访。

三、矛盾产生的原因

(一)财富冲击下的心理失衡。当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受 “物质第一”、“利益至上”种种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逐渐取代传统的价值观,社会道德不断滑坡,人们的心理普遍存在迷茫,行为失去导向,各种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特别是近年大规模拆迁导致了大量财富冲击下的心理失衡。如由前后补偿不一致引起的典型拆迁矛盾,由于开发时间、背景不同,补偿模式和标准存在政策差异,先期拆迁的村民经过前后比较、横向比较认为自己吃了亏,在巨大的财富冲击下,产生极大不平衡心理,要求享受同等待遇,因此引发群体性纠纷。

(二)群众民主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也越来越关注,而一些基层干部和管理者的思想方式却未能及时转变,还保留着 “大家长”作风,不尊重群众意愿,习惯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工作简单粗暴,更有甚者为政不廉、假公济私、处事不公,因此导致群众意见很大,干群关系紧张,一旦碰到导火索,极易引发激烈的群体性事件。

(三)法律意识和法治能力相对较弱。 相较于民主权利意识的增强,干部群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能力相对较弱。受“合法的干不过违法的”、“法不责众”等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群众心目中的法律权威尚未树立,一些违法现象还客观存在。相当一部分群众对法律的运用只求 “对我有利”,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用法,不利的时候就不用法,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缺乏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认为找政府解决问题是最省事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一些基层干部、管理人员,法治观念还不是很强,依法办事,依法管理水平与时代发展、群众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体制机制不顺畅。从政府职能上看,当前乡镇第一要务是建设发展,然而,随着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任务的不断加大,政府必须把有限的精力分散投入到社会管理事务中,面对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现实中力不从心。从职能权限上看,行政职能存在权责不明、权责交叉现象。如乡镇承担城市管理工作,责任上是属地管理,却无相关执法权限。对居民的管理依赖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而物业公司管理权限不在乡镇,导致在处理物业纠纷时,缺乏有效手段。从对城市的管理上看,管理人员少,管理压力大。随着城镇规模不断壮大,人口不断聚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需求十分迫切。而永顺镇是一套人马挂办事处和镇政府两块牌子,现实中承担了农民和居民的双重管理职能,管理压力很大。从对村庄管理上看,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下,对基层自治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

(五)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单一。目前,矛盾解决机制主要依赖行政方式,诉讼、复议等法定救济渠道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致使大量矛盾压向政府,没有任何缓冲余地,且极易激化。信访活动尽管有法可依,但不如法律行为那么规范和刚性,只要信访人不息诉罢访,信访事项就无法终结,客观上造成矛盾越解决越多,缠访闹访不断发生。此外,一些群众存在“信访不信法”心理,有了问题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采取找政府说理,认为只有闹才能解决,使一些本来可以通过法定救济渠道解决的涉法涉诉矛盾也都流入了信访渠道,无形中加大了信访工作压力。

    四、源头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事实证明,要实现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不能单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跳出问题看问题”,善用道德的力量,法治的手段,综合施治,源头化解。

(一)加强道德观念教育,进一步提升整体社会风气。当前,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的现实充分证明,加强道德观念教育,提升人文素养,刻不容缓,这是当前新形势的需要,也是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必然选择。一是坚持文化引领,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从各个层面,面向各类人群,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思想道德、传统美德、社会公德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重德守法、明理诚信、和谐有序的良好社会道德氛围。将服务、管理、民生、群众、民主、法治等各种理念,从文化道德层面渗透到广大干部群众头脑中,全面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综合素质,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二是坚持典型引路,不断净化和提升社会风气。培养各组织、各领域、各行业中有文化、有道德、有素质的“好带头人”、“好当家人”,树立各行各业的优秀典型,发挥典型人物的示范与辐射作用,带动整体社会风气不断上升,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互支撑,共同促进,形成多方共赢各项事业均衡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提高村级议事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一是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健全议事决策制度,在村务决策中引入民主听证制度,把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务,包括重大村务决策意见出台、村集体财务收支、计划生育、工程招投标、宅基地分配和土地征用补偿、义务工摊派和农民福利救济、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以及村民反映强烈的其他事项,全部纳入听证内容,进一步提高村务决策水平。二是创新民主管理方式。运用现代网络完善村务公开制度,特别是关系到群众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做到及时公开、过程民主、结果公正;实施村务阳光工程,确保群众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引导群众依法自治。以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文明村创建为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指导,加强检查监督,确保各项民主管理措施落到实处,从根本上缓和干群矛盾、管理矛盾。

(三)加强法治建设,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能力。一是落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深入落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培养具有先进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的新型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培育基层法治人才。以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治文化精品村(社区)创建为平台,深入开展基层法治实践,培育基层法治典范,以基层两委干部为重点,培育基层法治人才。三是深入开展“六五”普法活动。开展“六五”普法,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法律意识,依法维权的意识,促进自觉学法守法用法,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维护权益靠法”的良好社会法治氛围,从源头减少社会矛盾。四是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对重大决策民意调研,实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在重大决策进行中,要推行公示和听证制度,使得民意适时进入决策。在政策执行中,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强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各项决策执行到位。在政策执行后,要引入民意调查机制,开展政策执行后评估,用群众是否满意来评价政策水平、衡量党政工作,并吸纳群众反馈意见,推进党和政府工作持续改进。

(四)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一是理顺管理体制。结合机构改革,理顺管理体制,消除体制弊端,有效解决指责不一、职能交叉等问题。创新管理方式,提高复杂局面应对能力,打造善治政府,法治政府,回应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强化监督机制,实行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问责制度。二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各类示范村居建设为平台,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基层组织的自治指导和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加大基层党组织成员和村居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民主管理能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提高科学预判能力。对矛盾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努力提高科学预判能力。


    (五)加强综合治理,进一步完善齐抓共管工作机制。一是健全畅通民意表达机制。积极拓宽法定救济渠道,“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地方说话”。要加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上访事项办理工作机制建设,协调有关部门,简化行政复议、诉讼程序,开展便民服务,探索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诉讼无缝衔接机制,将行政复议、诉讼纳入一站式服务,统一接案,及时分流。要用制度的方式把在线交流、电子政务、博客论坛、民意调查、听证会、领导信箱等新的民意表达渠道及其方式固定下来,实行民意表达渠道的多元化和便捷化。二是建立信访与宣传联动机制。定期开展矛盾排查,根据一定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达到“宣教先行、调防并举、化解一件、教育一片”的目的。三是进一步发挥“大调解”联动机制作用。要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要把“大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群众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各类纠纷的联调联动重要机制,努力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矛盾化解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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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果松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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