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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的思考

来源:通州政法综治网                       时间:2015-04-24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理念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将法治中国建设列入了深化改革的具体目标,今年十月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法治国家建设将进入加速通道。新形势下,及时总结“六五”普法经验,进一步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有效提升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效能,是下一阶段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需要提前谋划的重点课题。

一、“六五”普法工作回顾

2011年,我区开始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经过历时四年的努力,规划任务有效落实,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一)地区及普法工作概况

通州区是北京重点打造的城市副中心,面积906平方公里,辖11个乡镇,4个街道、480个行政村、110个社区,常住户籍人口68万,流动人口66万,地区常住人口134万。区内机关单位107家,公务人员2000余人,其中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54人。中小学校130所,在校生10万人。

近年来,我区坚持“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政协支持,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普法格局,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区委宣传部门及区政府、人大、政协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依法治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普法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区现有76家普法成员单位,涵盖政法机关、重点执法单位、重点对象普法责任单位,包括60家委、办、局单位、1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家大型国企。现有主管普法工作的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353人,大学生村官普法宣传员900名,社会普法志愿者600名,形成了一支以专兼职法宣干部、基层普法宣传员为主,社会普法志愿力量为补充,相对稳定的普法队伍。

(二) “六五”普法工作主要做法及成效

自2011年“六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我区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谋划工作贴近实际需求,开展工作服务实际大局,推动工作获得实际效果”为原则,以法治文化建设为抓手,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区重点工作相结合,与百姓实际需要相结合,与法律服务、法律保障相结合,有重点、有创新、有特色地开展各项工作,在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法律服务和法制保障作用。在“六五”普法中期先进评选中,我区被评为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先进区县。

1.重点对象法制教育进一步加强。“六五”期间,针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流动人口等重点普法对象,采取读书征文、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法制电影征集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律六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活动。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公务员“六五”普法实施意见,开通处级领导干部“普法短信通”手机短信普法平台。为中小学统一配发“六五”普法教材,组建大学生普法志愿者队伍。成立“六五”普法讲师团,深入社区开展“普法大讲堂”活动。为村居民编印《普法实用案例手册》,制作折页、票夹、手提袋等十余种法制宣传品,开展每月一主题的“送法下乡”活动。

2.法治文化建设突出精品特色。创新性开展“法治文化品牌建设”工程。推出于家务回族乡仇庄村、玉桥街道东里南社区等一批“法治文化精品村(社区)”示范典型,形成具有通州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2013年,仇庄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北京市法治文化单位建设示范点”。启动法治文艺“1+1”建设工程,建成区级法治文艺精品节目库和法治文艺骨干人才库。多次组织开展全区综合性法治文艺演出、法治文艺作品展,并在2013、2014年两届全市青少年法治文艺大赛中多次获得奖项。

3.阵地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区级电视、广播、报刊开办固定普法栏目;加强新媒体宣传,在区新闻门户网站“大运通州网”上开通“通州法治之窗”普法专栏,与中国移动签约开通短信普法平台,填补了两项历史空白,实现了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手机短信媒体宣传全覆盖。依托潞城文化公园,建设了区级法制宣传教育基地——通州区法治文化公园;因地制宜,在全区新建一批法治楼门、长廊、宣传栏、文化墙、电子屏。

3.主题宣传教育彰显服务功能。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城市副中心建设,广泛开展了“法制宣传四季行”、村委会换届选举、打击违法建设、醉酒驾车、保障食品安全、城市管理、生态建设、保护环境、大气污染防治、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等多项大型主题宣传活动。在12.4等重大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4.基层民主法治创建成果喜人。“六五”期间,深入指导开展基层法治创建。1个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41个村被评为“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村”,4个社区被评为首批“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民主法治示范村累计达全区行政村数量的30%。

二、“六五”普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六五”普法工作虽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客观存在着一些与新形势发展不相应适应的问题,其中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尤为凸显。

(一)职能部门权责不对等。社会法治意识和公民法律素质的普遍提高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普法教育工作是一项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复杂社会工程,需要调动各方力量的协调配合。而从长期沿用的体制来看,普法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一直为虚设机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组织管理机制,具体执行部门设在司法行政机关,实际上是在由一个处级单位组织庞大松散的成员队伍,去推动平级甚至更高一级部门的工作,从责任与权力上来看十分不对等,俗称“小马拉大车”,工作推动有难度,难以获得良好的执行力。

(二)部门间职能分散难成合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对国家、政府和社会层面分别有不同的侧重和要求,同时又统一于一个目标,但从目前政府机构职能设置上看,却存在割裂现象。如信访渠道反映的矛盾问题很多是政府行政过程中问题的反映,通过问题的处理可以促进政府行政的改进,同时政府行政的改进也可有效杜绝和避免一些社会问题,而普法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其目的是促进社会治理、政府行政的法治化,从根本上减少社会问题,这三者是普治结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系统的、有机的整体。但现实中普法的职能在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在法制部门,社会问题处理的职能在信访部门,三种职能分由三个部门负责,相对封闭和独立,缺少科学有效的沟通和整体协同,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形不成解决问题的合力,客观上大大削弱了普法工作的实际效用。

(三)“重建轻管”的局面亟需摆脱。政府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方面明显薄弱,存在“重建轻管一头儿沉”现象,运用法治思维管理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还不是很强,个别基层干部思想还停留在“人治”旧观念里,认为搞法治会“束手束脚”,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存在“不会干”、“不想干”两种情况。同时,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政府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得不将有限的精力分散投入到社会问题的处理上。而现实中受体制影响,普治结合的实际效应发挥的不明显,效果隐性,不好考量,客观上造成普法工作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存在“不推不动”的现象。

(四)缺少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目前,对普法工作的考核,分类年度考核和阶段考核两种,年度考核为常规性,阶段考核为区间性,如“六五”中期和全程验收。年度考核由区级领导机构组织,阶段考核由全市统一组织,考核均为部门独立考核。人大、政协负责对全区普法工作进行检查监督。现实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由于考核未纳入政府统一绩效考核,受体制制约,力度有限。二是一些部门职能交叉,存在考核过多、重复考核的问题,无形中产生许多重复性劳动,给基层造成很大压力,使基层忙于各种事务性工作,疲于应对,以至于“哪样都想干好,哪样都难精准到位”。三是相关部门监督不系统、不规范,缺乏应有的力度。四是社会监督、三方监督缺位。

(五)人力资源不足,专业人员缺乏。从普法队伍总体情况看,人力资源不足,流动性大,缺少专业人才。目前,各普法单位普法机构一般设在宣传部门或法制部门,普法办主任一般由宣传部长或法制部门主管领导兼任,具体负责普法工作的人员仅1名。以地区人口130万计算,目前全区从事普法事业人员与人口比仅为1:8904。根据区域发展的预期,这一比例预计还将加大。这部分人员均为兼职,同时对多个口,对法宣工作明显力不从心,从时间和精力上都无法保证高标准投入。且经常调换,流动性大,客观上不利于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乡镇街道没有专门的法制部门,负责普法工作的人员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廖廖无几,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很难适应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要求。

三、进一步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政府主导作用,进一步提升全区普法工作水平。一是按照法治国家建设的新要求,进一步提升思想理念,加强对普法工作的组织领导,提升领导规格,争取一把手负总责,增强各级领导机构的统驭能力。二是建立和健全各级普法组织领导机构,应根据国家法治建设的目标和发展需要,及时考虑在乡镇街道设立专门的法制部门和专业人员,负责本地区依法行政和法治建设推进工作。三是各级领导机构要充分发挥普法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作用,开展专题调研,积极探索大普法格局下如何对普法工作进行有针对性的计划和指导。四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适合本地区发展、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增强基层单位的执行力,确保普法教育各项工作落实有力、规范有序。
     (二)健全优化大普法机制,进一步增强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借助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有利契机,兴利除弊,健全大普法工作机制,整合司法、法制、信访部门职能,加强部门间沟通配合,形成有机整体,建立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普法工作联动机制。二是强化司法职能,加强对行政权力、司法权力行使的检查监督。三是逐步弱化信访职能,引导运用法治方式进行社会矛盾根源治理,将社会矛盾化解引入法律途径,实现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治互促”、“普治结合”,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增强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强化属地和部门责任,进一步提升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一是强化责任机制。严格贯彻“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使普法工作各项任务能够切实得到有效落实。二是强化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各级政府应切实负起“搭台唱戏”的责任,做好地区普法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大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加强本地区普法阵地建设,创新载体形式,通过抓好本辖区各类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和各类法治实践,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主动参与,将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社会治理与法制宣传教育有机结合,不断提升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三是强化各级执法部门责任。各普法单位要进一步明确本部门开展法制教育工作的职责,进一步促进依法治理工作与普法工作、执法工作与普法工作的有机结合,真正形成部门、单位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作格局。同时,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服务意识,丰富和拓展“法律六进”的方法和途径,满足不同对象的个性化法律需求。

(四)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督考核机制,进一步提升普法工作整体效能。一是将普法工作纳入政府依法行政统一考核。梳理各部门职能,融合各项工作,系统量化各类考核,将普法工作纳入政府依法行政统一考核,增强考核力度,有效避免和减少重复考核。二是建立人大、政协定期视察制度。切实发挥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政协支持工作格局的作用,政协、人大要切实负起监督的责任,建立定期视察制度,通过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专项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普法工作的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三是完善普法教育工作社会化考评机制。建立普法教育需求、绩效第三方调查评估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普法教育评估指标体系,通过组织群众座谈、社会机构调查等方式,对普法效果进行实际检测,把第三方评估报告结果作为普法工作成效的重要参考依据。

(五)完善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进一步推进普法工作持续发展。一是普法教育社会化。从国家和城市副中心发展两个层面来看,面对更高标准的需求,普法工作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很难满足,应逐步实现普法教育政府主导与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加大政府部分普法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依托群团组织和行业组织,大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普法组织,重点扶持组建一批品牌化、专业化、公益性的普法组织。二是普法教育市场化。通过政府购买、财政补贴、招投标等市场行为,以项目管理、市场化操作推动普法工作开展,加快普法教育市场培育,逐步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社会投入、公益赞助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社会普法教育运作机制。三是普法队伍规范化。加大普法队伍的培训力度,大力倡导社会公众参与,依托普法志愿服务组织,建立普法志愿服务基地,推行规范化管理,建立相应保障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为普法工作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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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永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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